微信上和高任飞聊天,他打的是杭州话正字。一时间,我脑瓜里转来转去也都是杭州话。“只要有一个人说,其他人都会跟上”,语言会传染的,特别是乡音。一个95后的小年轻,研究杭州话成了专家。他倒不是为了成什么家,而是真的喜欢中国传统文化,古琴、汉服、诗词,统统着迷。高任飞身边有一群这样既传统又新潮的年轻人。很难想象,一百年前的司徒雷登说了一口地道的杭州话,而现在很多杭州小孩已经不会说家乡的方言了。生活里说杭州话日渐稀少,但在特定语境里,比如和长辈们聊天,你还是会不知不觉捡起它。它代表了“窝里厢”,代表了自家人。他乡逢故知,不就是凭借一口乡音做物证吗?如果说中国话连结的是民族,那么乡音连结的就是家乡。没有乡音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杭州人,你值得拥有杭州话。高任飞和他的伙伴们在做的这件事,让我们对乡音的传承有了更多的信心。---读稿人语,戴维。
↑本文口述者高任飞我今年24岁,是一位杭州方言的研究者。有些人觉得研究方言,老专家、老杭州人可能更得心应手。我是杭州人,直直不算老嘞! 但我就喜欢说杭州话,更喜欢推广杭州话。
我是从2019年开始真正系统研究杭州话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“新冠”,我还能全世界跑。故事发生在法国尼斯。
高中时光我就留意到杭州话特有的表达和语音系统,但一直没有功夫深入,直到大学时期,我参看了不少相关书籍,惊叹于方言在汉语语言学上竟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在师长前辈的帮助下,我参与完成了中国社科院“杭州方言语法”研究项目,并获得优秀结项。
不过,我立志研究杭州话的契机却在一次“旅游”中。
那时我有幸代表中国研究团队,去法国尼斯参加国际级的旅游研究赛事(我分析了移动支付对杭州旅游的促进作用),最后亦获得了一等奖。
在大赛中,我认识了世界各国的朋友。我将一只备用手机送给了新认识的坦桑尼亚朋友,还和一位巴西人成为了知己。在法国尼斯的沙滩上,我和一位在中国工作过的法国甜品师用普通话、粤语、英语自由切换,非常愉快地聊天。
要问我会多少种语言?英语、西班牙语、一点韩语,其他吴语(上海,绍兴话)说得也还行,粤语,闽南语略知一二。
大概因为我从小喜欢说话,或者说,比较“碎烦”?

↑本文口述者高任飞在接受采访
不过在尼斯也碰到懊恼的事。在大街上我看到了熟悉的校服,是杭州一所很出名的初中的校服。你能理解在异国他乡,忽然看到家乡人的感受吗?
我用杭州话冲那些学生打招呼。他们一脸迷惑地看看我,他们都是杭州人,却只能用普通话和我聊天,最后只说了个杭州话的“再会。”
一瞬间,乡情的感动都消失了,同乡人也突然间变得陌生了。为什么温州人上海人广东人在国外碰到,都是一口热乎乎的乡音,而杭州人,反而丢失了自己的方言呢?
作为一名语言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,我深深受了刺激。
我算是95后。我记事时,大家已经住进了居民楼,每户人家门一关,哪怕住20年,都不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。玩伴也少,回家要么忙着写作业,要么看电视、玩电脑游戏。
我爹跟我讲,他小时候住老墙门,会拍洋片儿、滚铁环(杭州话叫“檑铁箍儿”),邻居间互通姓名,还会端着菜去“跄人家”(互相串门)。到了晚上,一大批人坐在墙门口乘风凉、聊空天,浓浓的乡音会缠绕在晾晒的衣服上,横七竖八的竹竿阵上。
每次听我爹说这些,我都十分羡慕。不过,相比现在的城市,我小辰光住的地方有点像城市楼房和老墙门之间的交叉点。它夹在凤起路地铁站一号线和二号线的中间,如今,旁边的武林夜市、嘉里中心配套完整,孩儿巷算“崛起”了。老早,它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巷子。
但孩儿巷里都是我的记忆。早上起来吃碗馄饨,放学出校门买一杯贡丸汤。走在巷子里,碰到认识的大伯伯大妈妈,嘴巴甜一点,还会讨到一颗糖、一块巧克力。
杭州人叫长辈的套路很简单——不认识的阿姨都是“大妈妈”,不认识的伯伯全是“大伯伯”。每个杭州伢儿总有几位大伯伯“罩”牢你。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全名,但你叫他时亲热,他叫你时也亲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