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多年前那场“世纪审判”向世界揭开南京大屠杀真相 参与审判的中方人员有10位来自同一学校
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，美、中、英等11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对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，史称东京审判。中国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、检察官、顾问等17人中，共有10人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。“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，在当时中国只有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英美法。”苏州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徐惠德说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，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本部改建为江苏师范学院，1982年则更名为苏州大学；位于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也于1952年并入华东政法学院（今华东政法大学）。
1946年2月7日，在东京审判开庭前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率先来到东京。徐惠德告诉记者，当时许多人觉得，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举世皆知，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。抱着这样的心态，中国代表团面对审判的唯一准备，就是由向哲濬代表中国政府向军事法庭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。
然而，东京审判所沿用的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，以证据为中心，假定被告无罪，由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。这就使得“寻找充分的人证物证”成为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的关键。追寻正义的过程，比想象的要复杂曲折艰难很多。在抗战时期，很少有中国官兵保存有关证据，而日军为掩盖罪行，在投降前就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向哲濬邀请毕业于东吴大学，且深谙英美法审讯程序的倪征 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，他们组成的团队几乎从零开始，一点点搜寻拼凑线索。
为了搜集充分的证据，开庭之前，向哲濬、裘劭恒曾特意陪同国际检察局团队到中国实地调查、会晤证人。
据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介绍，向哲濬、裘劭恒等人于1946年3月12日下午从东京飞抵上海。他们在中国的行程为上海至北平（飞机）、北平至重庆（飞机）、重庆至南京（飞机）、南京至上海（火车）。调查的分工是向哲濬负责协调、联络；裘劭恒则负责翻译、协助其他的调查等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、伍长德以及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·威尔逊、牧师约翰·马吉等人成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。
除了回国实地寻访，中国代表团还在东京致力于从日方的资料中寻找有力证据。当年刚刚毕业于东吴大学的高文彬还翻出《东京日日新闻》对“百人斩杀人竞赛”的报道，直接促成两名已退役的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缉拿归案，后引渡至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审判，并被执行枪决。
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，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。在长达1000多页的东京审判判决书里，第8章“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”中专列了一节“南京大屠杀”，详尽描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，并永远将他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，铁证如山，不容篡改。
“我们这次新发现一本侵华日军片桐部队的写真帖，有军士长个人拍摄的南京照片，也有他本人和片桐部队队长的照片。”在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、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卢彦名披露了一批新发现的文物史料。他介绍，片桐部队臭名昭著，东京审判期间发现的“百人斩”凶手向井敏明、野田毅就是这支部队的。
卢彦名表示，文物史料在学术研究和公众传播中具有重要意义，东京审判是仍然影响着当下的一场审判，接下来他和团队还会继续追寻真相，推动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国际传播和史实研究。
记者 徐玲 王苏禾 朱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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